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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文化研究

天然和尚与丹霞山

来源:本网发表日期:2017-01-05

吴孝斌

    摘要:1998年5月在广东仁化丹霞山发现的禅宗曹洞宗第三十四世、丹霞山第一世开山祖师天然和尚墓塔,为研究明清时期岭南禅宗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引发了对丹霞山禅宗史的新探讨。据考证,丹霞山天然和尚墓塔的建造年代,并非就如墓内石匣上所刻的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有证据显示该墓塔重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那场文字狱之后。
    一、前言
    1998年5月间在广东省仁化市丹霞山旅游区的一次意外发现,使坐落于锦江畔、湮没多年的丹霞山第一世开法祖师天然和尚与丹霞山第四、第五世主法和尚的合葬墓塔得以公诸于世,从而引发了有关丹霞山禅宗史的新探讨。
    二、天然和尚墓塔的发现
    1998年5月的一天,丹霞山旅游区富豪娱乐城职工王军标在清理度假村后面山坡上高压电缆周围的杂树杂草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座被湮没于深草密榛中的墓塔,引起了一时的轰动。天然和尚墓塔坐落在与丹霞山别传寺隔江相望的一座叫腊坑里山的半山腰上,墓塔坐西朝东,正前方为风景秀丽的翔龙湖风景区,遥对蜡烛峰、僧帽峰等奇峰,左前方为丹霞山主峰,右为“金龟朝圣”景点。整个墓地采用丹霞山特有的红砂岩依地势分三级铺就,占地面积约百来平米,显得气势不凡。墓塔居于墓地之中,高约2.8米,塔身中空呈束要四边形,须弥座,宝珠顶;墓塔周围砌建有墓首、享堂、护土墙、排水沟等附属设施。塔身正面凿刻有一莲瓣形壶门,两旁刻饰卷草和竹枝纹;龛门正中位置直书阴刻三位墓主名号:正中书“洞宗三十四世丹霞第一世开法天然是和尚”,左边书“洞宗三十八世丹霞第五世主法太虚色和尚”,右边书“洞宗三十七世丹霞第四世主法继祖卢和尚”,可见这是一座三位丹霞高僧的合葬墓塔。“洞宗”即曹洞宗,为禅宗“五家七宗”之一家,明清时期在南方佛教界有重大影响。墓塔内出土有一方形石匣,大小约尺余见方,盝形匣盖,盖与身各厚三寸余,中空无一物,仅匣盖上阴刻有楷书铭记一篇:“康熙岁次甲午十月十有三日,华首门人今但迁天祖全身于罗浮梅花之庄①。丹霞大众哀慕不已,复奉衣钵葬此,盖不敢忘其初也,就于本年腊月十有七日戌时。呜夫!山川有尽,天地有穷,此衣钵之法,永传而不息也。住丹霞法孙古奘迎礼识。”塔内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两件陶罐,当为继祖和尚与太虚和尚的骨殖坛。今但,天然的第九法嗣,字尘异,号罗浮化人,广东新安县人,俗姓黄。年十三出家丹霞,天然为之剃度。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受海幢寺邀请,主持佛法,后住持华首寺。今但学通内外,经常与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等诗人交往唱酬,现传世仅有《梅花庄诗》六首。古奘,字愿来,号影堂,广东新会人,俗姓汤,为天然法孙,着有《虚堂诗集》、《蠹余集》等。
    目前,有关天然和尚墓塔的研究和介绍文章,如彭祖熙《“粤中僧望”天然和尚》和范全《天然和尚墓塔》等,一致认为该墓塔建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并认为墓塔的发现证实了天然函是并非以前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曹洞宗第三十世传人,而应如墓碑上所刻的第三十四世。其实,前此于1993年出版的《中国禅宗通史》(杜继文、魏道儒着),1996年出版的《岭南禅文化》(覃召文着)、《广州宗教志》和1997年出版的《清初岭南佛门事略》(蔡鸿生着)等有关禅宗史的论着,都已明确指称天然和尚为曹洞宗第三十四世传人,可见有关天然和尚的世系问题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笔者在此想要进行探讨的,乃是有关天然和尚墓塔的建造年代及一些相关问题。不当之初,尚望求赐于方家。
    三、天然和尚的相关问题
    天然和尚(1608—1685年),俗姓曾,名起莘,出身番禺世家,明末崇祯癸酉年(1633年)举人。据说他幼年便一心向佛,中举后当授官而不就,崇祯十三年(1640年)到庐山归宗寺祝发受具,后随道独禅师返罗浮山华首寺,得法名“函昰”。天然曾先后住持海幢、光孝、雷峰、栖贤、归宗、丹霞、华首、芥庵等8处寺院。顺治十八年(1661年)道独疾逝,天然继主华首法席,成为曹洞宗第三十四代传人,被誉为南粤的法门砥柱。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八月二十七日,天然逝于番禺海云寺,享年78岁;次年四月初六即归葬丹霞山,后再迁葬于罗浮。对于天然和尚的尸身何时迁往罗浮,以前一直未有定论。现根据丹霞山新发现的天然墓塔内石匣上所刻文字,可以证实天然遗骸迁葬罗浮的具体时间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月十三日。至于墓塔的建造年代,如仅凭石匣所刻文字记载,似乎可以确凿无疑地认为是在康熙甲午年即康熙五十三年。然而,如果将石匣上铭文的落款“住丹霞法孙古奘迎礼识”与墓塔所刻“丹霞第四世主法”、“丹霞第五世主法”联系起来,便不难发现墓塔年代与石匣年代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据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第八章“明清之际岭南佛门系年要录”载,道独曾制订世偈“道函今古传心法”句,以此作为后来传法世系的辈份依据。此后天然法系都一依其法,如天然弟子今释、今无、今辩、今地等为“今”字辈;天然于顺治六年(1649年)起又收有古卷、古正、古通、古桧等“古”字辈法孙。番禺王琅父子俱礼天然为师,天然替王琅取法名为今叶,替王琅子镇远取法名古若,可见辈份井然。从墓塔内石匣铭记中古奘自称“法孙”又主持丹霞这一情况看,其按辈份应属丹霞第三世主法和尚,则此时(康熙五十三年)又何来丹霞第四、第五世主法和尚之墓塔?此外,天然卒于康熙二十四年,距康熙五十三年不过30年。短短30年间,自然不可能传至第六世。因而完全可以认定墓塔与塔内石匣并非同时之物,且前者显然要晚于后者,也就是说,新发现的这座天然和尚墓塔乃后来重修之塔,而并非石匣上所记载的那座建于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最初衣冠冢。其间的原委变故,有证据显示,它与清代乾隆年间的一场文字狱有关。
    清初为压制明朝遗民的反清情绪和加强对思想意识领域的控制,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曾一再兴起文字狱,其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次数之多都是空前的。其间重要的文字狱有康熙时的“明史案”、“《南山集》案”和乾隆朝的“胡中藻狱”等。当事者生则处死,死亦戮尸,牵连族人,罪及师友,其惨烈程度无以复加。而清代的第一起文字狱,便起于天然和尚的同门师弟千山剩人函可。顺治四年(1647年),函可自金陵(南京)将归粤,其所携之箧中有南明小朝廷弘光帝致阮大铖的书稿及自着的反映忠臣烈士抗清事迹的《再变记》一书,在出城门时不幸被巡卒检获而“执送军前,拷掠至数百”,次年被“械送回京,下刑部狱”。后因函可与洪承畴有世谊而得以免死,从轻发落,被遣戍沈阳,后又流放千山,是为清代第一起文字狱。
    在明清易代之际,明朝的旧臣遗民往往逃禅成风,正如邵廷采《遗民所知传》序:“明之季年,故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非是,则有出而仕者矣。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此时岭南的僧舍尼庵,像江南和滇南一样,已成为抗节自全者的政治避难所。而丹霞山自明清之际,便已成为一处南明遗民的聚居地。清顺治三年(1646年),明遗臣大学士李永茂、李充茂兄弟出巨资买下丹霞山,作为避世隐居之所,前明遗臣多聚其下。现丹霞山锦石岩有一座建于顺治五年的普同塔,其落款为“南明永历戊子孟夏立”,仍沿用南明年号,以示不忘故国之情怀。后来李永茂病逝,李充茂到广州海幢寺剃度出家,拜天然为师,法号今地。顺治十八年(1661年),今地将丹霞山舍给师兄澹归(法号今释)。澹归于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开始营建丹霞山别传寺,历经5年的惨淡经营,寺院始具规模。康熙五年(1666年)十二月,天然和尚应澹归之请到丹霞主持法席。天然在丹霞山曾随足力所及,游览山中诸胜,极赞丹霞景物奇美。澹归请天然作《丹霞诗》,成十二律,后被收入《瞎堂诗集》②卷十二中。康熙十年(1671年)冬天然始离开丹霞往匡山归宗寺。
    四、天然和尚墓塔的年代
    天然以其门风高峻、气节凛然而成为明清之际岭南遗民的精神领袖。各地皈依其座下的“今”、“古”两辈男女遗民就有百余人。他们之中有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隐士、布衣,多为南明遗老与着名人士。为此孙静庵在《明遗老录》中用“时移鼎沸,缙绅遗老有托而逃者,多出其门”来述其事。在那个血雨腥风的非常时期,天然“以忠孝作佛事,融气节与禅风为一体”,其在光孝寺时曾为广州名士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等领导的抗清起义主持开法仪式,并屡次赋诗对死国的忠臣节士予以嘉表和哀挽。其诗集《瞎堂诗集》、《天然和尚梅花诗》、《丹霞诗集》等,内有不少伤悼抗清烈士、赞赏为国殉命之民族气节之诗,故多被列为禁书之列。如南海举人霍子衡父子,于顺治三年(1646年)广州城陷时殉难,天然以诗哭之:“父子情俱重,君臣义独深。”次年,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死难,他又悼之以诗:“万古江山皆易主,一朝簪拔自从王。”
    比起天然,弟子澹归的抗清复明思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与其前半生经历不无关系。澹归(1614—1680年),俗姓金,名堡,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曾出任福建延平知府。国变后走粤中,事南明永历皇帝,授兵科给事中,因上书痛陈时弊被诬下狱。顺治九年(1652年)南明国破时出家拜天然为师,法名今释,字澹归。澹归亦能诗文,着有《徧行堂集》、《徧行堂续集》、《丹霞初集》、《丹霞二集》等。澹归在《南韶杂诗四十首》中,以非凡的勇气和胆识在诗中愤怒控诉了清军滥杀无辜百姓的暴行:“昔年好村镇,今年有几家。败屋半无门,历历蒙霜花。”作为亡明遗臣,“哭尽冬青徒有泪”,“故陵麦饭谁浇奠”的隐痛就常反映在他的诗文当中。他的遗作《徧行堂集》就是他平生鉴古察今、修身立志的力作。《徧行堂集》分前后两集,前集因澹归曾协助韶州知府马元纂修过《韶州府志》,而由其后任知府高纲作序刊刻行世;后集在澹归逝世后,由弟子古止编纂印行。《徧行堂集》前集中,激情之词多有披露,亡国之痛溢于言表,怀旧复明之心欲盖弥彰。因此,在儋归离世96年后,清朝文字狱盛行之时,《徧行堂集》被南韶连兵备道李璜在游丹霞山时发现,并以“语多悖逆,图谋不轨”的罪名举报给朝廷。据《中国禅宗通史》、《清初岭南佛门事略》等载,乾隆四十年(1775年),南韶连兵备道李璜游丹霞时,于寺内偶获澹归《徧行堂集》手稿一卷,内有不少具反清复明思想的诗作。李璜遂向有司举发,引起乾隆震怒,下诏毁塔、销骨、禁书。丹霞山墓塔、碑志悉数铲平;澹归的遗着、墨刻、笔迹全都销毁,不留一字,私藏者治罪;澹归在地方的诗文、序言、书籍一并销毁;参与《徧行堂集》纂刊及作序的人均予惩治;将丹霞山澹归徒众一律逐出,将寺庙改作十方常住。这场影响重大的文字狱,据说株连寺僧达500余人③。按照清朝罪及师友的株连政策,天然和尚及丹霞历代主法和尚的墓塔也没能逃过此劫。丹霞传法世系,澹归于康熙五年(1666年)首推其师天然为第一世开法祖师,自己为二世,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已传至第三世古奘和尚,在古奘之前有今辩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和今遇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亦曾先后主持过丹霞山④。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文字狱兴起已逾百年,此时丹霞传法至六世亦是合乎实际的。因而丹霞山前五世开法、主法和尚的墓塔很可能便是毁于乾隆四十年的那场文字狱。新近发现的天然和尚墓塔显然是乾隆四十年后才重建的。重建时仍将原来盛放天然和尚遗物的石匣予以回葬,同时就近将丹霞第四、第五世主法和尚的魂坛归葬一处。这即是目前发现的这座天然和尚墓塔的重建过程。
    至于天然墓塔何时始湮没于荒草间,根据其被发现时的情况看,应当不会太久。自清朝以来,丹霞山别传寺主要经历过三次较大的劫难,除前面提及的乾隆朝文字狱外,民国十五年(1926年)有土匪黄耀祥曾依据天险盘踞丹霞山,后国民党军队用大炮轰击丹霞山别传寺,致使寺宇半毁于战火;民国十六年,仁化县的县立初级中学暂时迁入别传寺办学,后因寺院不慎失火,别传寺从此殿宇尽毁,寺内原有的法器诸物付之一炬。据此可知天然和尚墓塔极有可能因民国期间的灾祸而渐为人们所忘,以致后来被荒草杂树遮掩,期间大约有70多年不为外人所知。
    天然和尚墓塔被发现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墓内石匣上刻有的一段铭记。它记载了天然和尚灵骨迁葬罗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为研究天然和尚的传法谱系提供了重要资料,补充了禅宗史的不详之处,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天然和尚卒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八月二十七日,次年四月初六即归葬丹霞山。然而,何以30年后又要远迁至罗浮山华首寺呢?天然仿效禅宗五祖弘忍立十大传法弟子的做法,生前亦立十大法嗣,他们依次是第一法嗣今无、第二法嗣今见、第三法嗣今摩、第四法嗣今释、第五法嗣今壁、第六法嗣今辩、第七法嗣今黾、第八法嗣今遇、第九法嗣今但、第十法嗣今摄。其中今无、今见、今释和今壁已先于其师而卒。在天然的十大法嗣中,今释、今辩、今遇先后主持过丹霞山别传寺,丹霞一派的势力在天然诸弟子中当最为壮大,因而在天然圆寂的次年便得以将天然灵骨从番禺(广州)海幢寺归葬丹霞山。然而实际上不论于情于礼,天然的法骨似乎更适宜迁葬罗浮华首寺。首先,据天然《长庆老和尚行状》所记,天然在其师道独和尚圆寂后,将其“全身塔于罗浮华首台西溪之南”;其次,据今无《大日庵智母师太塔铭》云:“大日师太,雷峰老人(天然)之母也,示寂三年,老人奉荼毗灵骨窆罗浮葫芦岭之原”;此外,天然之女今音亦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坐化于华首台,遗有《古镜遗稿》一卷(《海云禅藻集》卷二本传)。华首寺原为天然师兄函悟所创建,道独、天然、函可、澹归等均曾驻锡于此。天然当年即于华首寺继承曹洞宗第三十四代传人之法位。因而可以说,天然对华首寺有着无可替代的感情,圆寂后葬于罗浮已成为他的遗愿。正因如此,在天然圆寂28年后,即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天然的第九法嗣华首寺住持今但便前往丹霞山迁天然和尚全身于罗浮梅花之庄。因为此时今辩、今遇已不在世,住持丹霞的古奘乃今但的后辈,今但作为天然法嗣已是硕果仅存,德高望重,所以迁葬才得以成行。无奈丹霞大众便惟有“哀慕不已”了。为了纪念天然这位开山祖师,古奘便率众于原来墓塔位置重建了一座天然和尚的衣冠冢。岂料事隔60年后这座衣冠冢又毁于乾隆四十年的那场文字狱。
    五、后记
    关于天然迁葬罗浮梅花之庄一事,有如下史料记载:一、清·陈伯陶《罗浮志补》:“天然初瘗韶州之丹霞,后亦迁回山,建塔于黄牛径下。”二、民国 《博罗县志·人物·今但》:“今但天然示寂丹霞,今但迎其龛,归塔于黄牛径下黄花寺侧,极庄严宏敞之观。”三、民国《博罗志·古迹·黄花寺》:“在黄牛径下,东向,其北为天然禅师塔,亦名塔庵。塔原在丹霞,其徒今但迁此。宏伟为山中诸塔之冠。寺废。”四、汪永觉《海云禅藻集序》:“余入罗浮,遇老僧告以(天然和尚塔)在华首台之南六里三堡洞黄花寺,弟子今但字尘异所营造,今碑铭尚存。”据中山大学学者仇江考证,现罗浮山以南名叫三堡洞的古寺、古塔遗址,便是当年的塔庵和天然和尚墓塔所在。